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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道家以老子與莊子為其代表，有時也加上列子。列子的年代可能早於莊子，但是著作散佚，到了西晉的張湛為其作注，再傳於後世。然而，目前所見的《列子》已受魏晉玄學的影響，甚至夾雜了佛教故事。至於思想主旨則是：人生苦短，死後萬事皆休，一切皆為氣化，不如及時行樂。這種悲觀厭世之情，顯然有違道家意旨，不必在此深究。

　　老子有「小國寡民」的觀念，莊子也嚮往「上如標枝，民如野鹿」（君主有如高處的樹枝，人民有如自在的野鹿。）（〈天地〉），亦即都有「無為而治」的理想。這種理想在漢代初期形成「黃老治術」，與民休養生息。然而，一旦形成治術，落實為「用」，則其原始理想難免打了折扣。道家固然是如此，儒家呢？從漢武帝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以來，情況也好不了多少。如果即體言用，注定將會變質走樣，那麼在未能明體就想致用時，後果不是更加不堪設想了嗎？於今之計，我們只能盡力準確把握道家的思想，至於能否應用於生活中，則要看個人的造化了。

　　今日處於「後現代社會」，對於傳統基於理性所建構的價值觀(如仁義、禮樂)，全都加以質疑，形成「價值歸零」的現象。譬如，近十餘年來蔚為流行口語的「只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？」就是鮮明的例證。在古代，遭逢天下大亂，個人在社會上懷才不遇，所以一方面明哲保身，同時也培養悟道的智慧，冀求精神上的逍遙無待。在今日，則有民主制度保障人權，自由輻度少有拘限，資訊設備又提供了無比開闊的虛擬世界。這真是個「海?憑魚躍，天空任鳥飛」的美麗新世界啊！然而，越是多樣的選項，也將使選擇越加困難。自由一變而為壓力，因為在未能了解「自我」之前，「自由」往往只是任性盲動或恣意盲從的代名詞，其後果常為懊惱與悔恨，最後淪於「重複而乏味」的不堪之境。

　　有一弊，也可能有一利。道家批判社會上的既成規範時，也說過「絕聖棄智，絕仁棄義」之類偏激的話，聽起來有些後現代的意味。但是，這種「破」是建立在「讓生命在道中安頓」的智慧上的；破小所以立大，要讓自我回溯於一個完整而永恆的根源。任性不是自由，盲從更不是自由，只有回歸於整體的道中，化解了身心的執著，開啟了靈性的力量，以此為自我的真正主體，做到「外化而內不化」，然後才有自由可言。換言之，今日社會的外在自由，正是我們尋求內在自由的最佳契機。後現代社會所能提供的唯一優勢，正是道家思想可以大顯身手的新天地。

　　如果從哲學角度評估道家的得失，則正面的肯定是不言可喻的。西方學者習於以儒家為「倫理學」的宣講者，我們的辯護是「儒家不僅只有倫理學的成分」；但是要揭示儒家的形上學內含，總是難免多費唇舌而未必有效。至於道家，則自從老子說出了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一語之後，學者無不肯定「道」為形上學所欲彰顯之本體，因而也對道家另眼相看，視之為極富智慧的哲學立場。

　　西方哲人觀察萬物，見其流變生滅，不免提出深刻的質疑：「為何是『有』而非『無』？」萬物依其本質，皆為有始有終，在始之前及在終之後，本無一物，因此「無」才是萬物的真相。現在居然是「有」，著實讓人驚訝，而哲學即是「起源於驚訝」，進而探究其真相的一門學問。那麼，聽聽莊子怎麼說，他說：「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？有以為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盡矣，不可以加矣。」（〈齊物論〉）意思是：古代的人，他們的知識抵達頂點了。抵達什麼樣的頂點呢？有些人認為根本不曾有萬物存在，這是到了頂點，到了盡頭，無法增加一分了。換言之，「未始有物」正是「無」的境界。這個無並非虛無，而是萬物的起源與歸宿，亦即是道。能夠悟道，即是解脫桎梏，隨物而化，孕生無窮無盡的美感。莊子說：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」（〈知北遊〉）意在斯乎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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