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聆聽清涼音

　　儘管瑞典的大科學家斯威登保(Emanuel Swedenborg)說過，死後的世界和眼前活著的世界只是錢幣一體的兩面，但是絕大多數人還是無法將生與死一視同仁，等量齊觀。結果在面對生命的有限性時，不是淪為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，過著一天算一天的消極沉溺的日子，就是存著把希望寄託在來世國度的遁世心態。不管何者，這同樣是「視一面錢幣為全部」的極端作為，皆難以做到生亦欣然，死亦安然的「生死兩相安」的圓滿人生境界。

　　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在被法庭宣判死刑之後，有人花錢買通所有管道，要他趕快逃跑。結果他非但沒跑，還告訴暗地幫助他的人，我的生命意義是追求真理和智慧，不在偷跑。法律要我死我就死，但我相信，他們毀滅得了我的軀體，卻消滅不了我的靈魂。肉體會消亡，真理卻能永傳。蘇格拉底這番話讓旁人憂心不已，連準備餵毒藥讓他吃的獄卒都勸他趕快跑，但他死意已決。

　　服刑當天，獄卒跑來告訴蘇格拉底盡可能吃飽喝足，能拖延就盡量拖延，很多人都是這樣為自己爭取多一點活著的時間。但他沒這麼做，他說生命的長短已不在乎，與其眷戀生命，不如平靜地死去。接著他神色自若地接來毒藥，一飲而盡，眾人皆痛苦失聲，淚如雨下。臨終前，他還不忘提醒旁人幫他還欠鄰居的一隻雞呢！

　　蘇格拉底走得夠自在，是因為他的一生都活在追求真理與智慧的道途中，他讓代表生的錢幣一面的「人頭」昂然挺立，活出尊嚴與價值，自然而然在面對錢幣的另一面─死亡的威脅下也毫無所懼，且處之泰然，畢竟對蘇格拉底來說，其靈魂的生命力早已貫穿生死的界限。

　　比之於蘇格拉底就死的從容，民初的羅福星在來台發起抗日運動被捕，慷慨赴死的精神也不遑多讓。在他將被日本人執行絞行(被吊死)之際，寫下「殺頭不過風吹帽，敢在世間逞英豪！」如此瀟灑豪邁的詩句，讓英雄頭顱殞落於一時，成仁取義的精神卻長存不朽。

　　論起歷代的「赴死詩」，汪精衛在行刺清攝政王載灃被捕，臨刑待斬時寫下的「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；留得心魂在，殘軀付劫灰。青磷光不滅，夜夜照燕台。」其磊落無懼的氣魄真是冠絕古今。也因為這詩引起朝廷注意，惜其英才，而刀下留人。因為不怕死反而得生，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。雖然汪精衛後來因與日本合作，被視為漢奸，但他早年狂狷耿介的性格卻頗得好評。

智慧在我心

　　二次大戰期間，弗蘭克醫生(Viktor E. Frankl)看著被送進集中營的囚犯只有兩條路可走，一是被送至毒氣室毒死，二是被派去做苦役，譬如搬運東西、修築鐵路、馬路等。從表面上看來，納粹黨員握有生死決定權，他的手指向哪裡，囚犯就得往哪兒走。然而在弗蘭克醫生眼中看來，其實是囚犯決定了自己的生死。他觀察到這些納粹黨員是瞧著囚犯的眼神及其走路的姿態，來判斷其是否還有活下去的意志。如這人表現出一副垂頭喪氣的死樣子，大概也沒什麼生產力，當然只有死路一條。如果眼裡有神，表示這人還想活，至少還有利用價值，那就讓他去幹活。弗蘭克醫生持續觀察一段時間後，他發現那些求生意志特別強烈者，後來有不少人都活著離開集中營。

　　汪精衛因為不懼死而得生，集中營的劫後餘生者，因為渴求生而免於死。不管何者，他們都是在面臨死亡的威脅下，活出了某種生命品質；有著一種超越生死的豁達襟懷，或臨死不懼的勇氣鬥志，他們在某種意義上，已經多少體現了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爾(Martin Heidegger)所揭櫫的「向死而生」此一蘊義深刻的哲學理念。

　　海德格爾說：人活著，是一個向死亡邁進的存有，所以生是一個有死亡的生，死也必然帶著生存的印記；生死是彼此蘊含的，死亡正是使生命成為可能的先驗條件。海德格爾更具體地說，死亡是讓生命趨於「成熟」的必要條件。死亡反應了生存的「有限性」，人也唯有在面臨生命的有限性(臨界點)時，才有可能反思生命的意義、生存的價值、愛與被愛等等超乎生存本能的需求，從而讓自己有超越自己，進而自我實現的可能。

　　所以「死亡」存在的最大意義就不在「死亡」本身，死亡是逼使生命超臨自我的有限，邁向成熟圓滿，並實現無限價值的最有力的「催化劑」，這才是死亡的最大意義。所以生命其實不是「向死而死」的過程，卻應是「向死而生」的旅程：因為死的有限性，而讓我們活得更實在，更有生機活力，更加懂得珍惜、珍重生命，能善待自己和別人。

　　套句泰戈爾的詩，當死神的布幕拉下時，我不會空手而回，我將遞上斟滿生命之溢的酒杯。

　　讓死亡為生命之歌譜出最美麗的休止符！倡導死亡美學的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說得更妙。

　　生死是櫻花。笑傲春風；風過，滿地采紅！

※本文事例取材自莊淇銘教授《生命與生死學》，陳三峰撰文，文章版權所有，但歡迎分享連結原址。未經清涼音及作者之同意，請勿轉載或轉寄。